此外，科茨在提及谈话疗法时表示：“谈话疗法是一种更安全、更有效的选择。”事实上，克莱尔-摩根及其他多数病人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谈话疗法，而不是服用“有害的”药物。从2004年开始，英国临床优化研究所便温和向医生们推荐，通过谈话疗法来减轻病人的沮丧或焦虑情绪。

     对此，最好的证据便是所谓的认知行为疗法(CBT)，该疗法旨在集中改变病人与负面情绪有关的思维。而且，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非常明显：那些接受这种疗法的病人的复发率低于服用抗抑郁药的病人。一项研究显示，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病人的复发率仅为5%，而服用抗抑郁药物病人的复发率则高达40%。

     此外，生活在伦敦的36岁的化妆师路易丝-勒克斯顿(Louise Luxton)还发现，即使是那些在服用抗抑郁药物过程中获益的病人，也经常表达对提供帮助的临床医学家的感激之情。勒克斯顿患有焦虑症，她在服用一种名为“百忧解”的抗抑郁药物，但她表示“感觉很痛苦”。她说：“赛乐特曾在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但是时间一长，病情就变得十分糟糕。赛乐特根本就没有效果。”而真正有效果的是药物与谈话相综合的疗法。

     “医生告诉我太焦虑时应该怎么办，而且他还找到了适合我的药物，真希望能更早遇见他。”路易斯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而且打算要一个小孩。不过，谈话疗法的病例很难找到。据精神健康基金会最近的研究表明，近3/4的医生给患者开了药物，因为无法进行谈话治疗。实际上，路易丝必须承担治疗费用。她说：“如果你没有那份钱，那么前景就会非常渺茫”。

     三年前，英国政府宣布支出1.73亿英镑，训练一支由3600人构成的治疗师队伍。到2011年的时候，这些治疗师就能够遍布全英国，为受抑郁和焦虑折磨的病人提供治疗。领导该方案的大卫·克拉克教授对达到这一目标很乐观，他说：“到2011年的时候，所有治疗师就会到位，而且我们在未来三年内向另外9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

     虽然英国政府宣布明年投资7000万英镑提供更多的治疗师和中心，但还未制定详细方案。对于克莱尔布言，她很明白这种供应的重要性。她说：“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能够见到治疗师，那么所有的事情也许就会不一样。有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症状并不是抑郁症的表现”。“许多人说他们受益于抗抑郁剂，但当患者说他们服药后很难受时，医生需要表现的更加负责。增加药物使用量并非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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