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了解，孙博士是在美国种下了忧郁症的病根子。中国人在美国得了忧郁症，该怎么办？是回国治疗，还是死守美国？对此，笔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为妥。

      无庸讳言，美国心理医生和中国病人之间，中间隔着的语言和文化这张纸，是绝对无法避免的。美国医生能否把中国病人心里的这张纸捅破，那得靠双方的努力。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说的就是这回事儿。

      笔者在美国认识几位忧郁症患者，他们的治疗过程各具千秋。一位中国高中生，跟随着离异再嫁美国的母亲，在美国折腾几年后，不幸得了忧郁症。高考在即，孩子何去何从？经一番挣扎，孩子的父母决定让他休学一年，回国治疗，在生父的照顾下对付忧郁症。我的一位中国女同事得了忧郁症并接受美国医生提供的治疗后，她日渐少言寡语，体型变得如身怀六甲。

      我举上面这两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美国心理医生。我想表达的是，作为海外游子，在异乡身患心理疾病，比在国内被忧郁症击中，处境更艰难，窘境更难以抗拒。

      有一事令我不解。在国内的工作尚没有着落，孙博士何以托家带口回国呢？孙博士在美国生活多年，从美国到中国，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美国的“百草园”里，或许他还有玩儿蜈蚣逗蟋蟀的雅兴。一旦回到国内的“三味书屋”，除了之乎者也的条条框框，那些哼哼叽叽”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上司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让一个患有忧郁症的书生精英，和八仙过海的官爷们周旋，确实是难为他了。

      没有工作，又是个忧郁症患者，孙博士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他该如何尽快走出困境，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写到这，我忽然想起一部名为“昨天”的电影。这部电影，说的是电影演员贾宏声的戒毒故事。在贾宏声因为吸毒丧失工作能力时，把他拉出火坑的，不是领导，不是书记，而是他的父母亲人。为了他，他的父母辞了工作从东北来北京落户，帮助他一步步地走进正常人的世界。依我之见，孙博士眼下最需要的是情感支持和理解。在此之时，孙博士的亲朋好友，应该第一个站出来，用亲人的大爱和无尽的耐心陪他左右。

      我不知孙博士是否有宗教信仰。如果人能借助神力相助，说不定会有惊喜发生。与基督为友，让上帝掌管明天，放下心里的重担，对治疗忧郁症有利无害。如果孙博士是个无神论者，对付忧郁症，自己的主观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靠亲友，只是一时之举。日日与己相伴的，正是我们自己。

       已故作家汪曾祺在散文“闹市闲民”中，写了一个现代活庄子的故事。文中的一位北京老人满足于每天的抻条面，经常带着笑意抱膝闲看路人。人不一定非要日暮西山时，才学会这位老人的随意。放下身价，忘了什么狗屁顶尖精英名校，看淡名利，学会随遇而安，孙博士定会看到柳暗花明那一天。

      孙博士在访谈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这半年没睡过一天好觉，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被人折磨着，被人搔扰着，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可以想象，这么长时间睡眠不足的人，各种想法基本上都是混乱的。孙博士，请不要抱怨骚扰您的路人。你目前要做的是，收摊，走人，睡觉，治病。等您调理好一切进入生活正轨后，再谈精英和就业。

      “唉！虚名浮利，一切皆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人中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一时遂了愿，又有谁就此满足了呢？”

      上面这段话，是英国小说“名利场”教给我们的沉重智慧。我把它送给海归的孙博士，李博士，王博士…..，以及A-Z博士们。归就归了，别再摆摊或者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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