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霆锋抵京的那天，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也正浩浩荡荡地向这个城市席卷而来，下午四点，天色已经灰沉沉地压下来。天气预报说，一场冷雨，将在一夜之间带走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缠绵已久的暖秋。寒冬逼近，轰轰烈烈的2008年，也终于步入了尾声。

这一年，中国人的视野里从来不曾缺少过焦点：年初的三一四事件、暮春的四川大地震、夏天的奥运会、初秋的“三鹿奶粉”，乃至全球金融股市、经济环境的起伏跌宕，但任凭各种承载了国际民生、喜怒哀乐的新闻在中外媒体轮番上演，都无法阻止任何一条与“谢霆锋”相关的消息随时随地在娱乐版面占据头条，或者在网络上获得上千万的点击量和关注度。

是否觉得我太过夸张？

请点开网页，看看那些以“中新网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的句子开头、报道“谢霆锋与张柏芝逛街买奶粉”的新闻，你就会明白，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一个如谢霆锋这样的明星，到底拥有怎样的影响力！

明星，对于谢霆锋来说，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身份。

第一次登上杂志封面的时候，他甚至才出生3分钟——那是1980年夏天，全香港的娱乐媒体都刊出了这样的标题：“影星谢贤喜得贵子”。6岁时，谢霆锋和妹妹被父母送到了加拿大，但这并不能使他远离媒体的镜头，狗仔们追踪到大洋彼岸，因为一张谢霆锋与同学们一起放学回家的照片，可以令八卦杂志的销量瞬间大增。16岁，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也因为他明白自己这一生恐怕再难逃开媒体的追击，他决定加入娱乐圈，他要化被动为主动，用无奈去换取梦想的入场券。无可挑剔的外形，声名响亮的家世，使他迅速成为香港娱乐圈中最闪亮的人物之一。

转眼间，12年过去了。在这12年里，谢霆锋背负着质疑与压力，在这个全世界最复杂莫测的行业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他甩掉了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比如初出道时总会被冠在名字前的定语——“谢贤与狄波拉的儿子”，但也被冠上了一些新的称谓，比如叛逆，摇滚和愤怒。他是令狗仔队又爱又恨的人，他砸掉的相机，或许与登上杂志封面的次数一样多，当然，他总是在事后主动赔偿那些倒霉的记者。他肆无忌惮地发泄，但也从不忘记承担责任。[NextPage]

儿子出生以后，谢霆锋又多了一个定语：“小明星Lucas的父亲”。他出席活动，歌迷们举着写有“Lucas”的标语牌，高声呐喊Lucas的名字。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谢霆锋透露，有人想找Lucas拍广告，开出的身价高达8位数字。

我问谢霆锋：谢家会出现第三代明星吗？

他的回答耐人寻味：“我6岁被父母送到加拿大，结果呢？上天注定，我还是要走这条路。”
对于明星谢霆锋的拍摄，BAZAAR别出心裁地把场景安排在了“段祺瑞执政府”。在这个下午到来之前，我曾收到无数来自同行的预警：谢霆锋很“刺头”，一言不合，随时可能拍案而起。但3个小时的相处证明，只要你不是将照相机贴在他的鼻子上大拍特拍，或者将话题直接捅到“卧室之内”(这两件事，在我看来，基本可以导致任何一个正常人拍案而起)，谢霆锋称得上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他随和，幽默，最宝贵的是，他真诚。他也许会拒绝回答某个问题，但只要张口，就从不踌躇。

他穿着灰紫色风衣、黑色衬衫和长裤，依照摄影师的指示，在这栋拥有100年历史、见证了无数政治与阴谋、兴亡与衰败的欧式建筑中转换着角度与姿态。很快，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围拢了过来，接着，院中的居民、隔壁单位的员工以及各种各样的闲杂人等，在拍摄场地周围组成了一个不算小的观众群。他们，无一例外地叫得出“谢霆锋”的名字。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谢霆锋并没有阻止，这样的场景，他在香港拍戏时见得太多了，对于没有恶意的人，他也不会用恶意筑起冰冷的防护墙。

我让谢霆锋猜猜看，编辑为他设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想了又想，忽然灵光一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杀手。”为什么？“你看，这个场景破破烂烂的，却又非常神秘，好像《这个杀手不太冷》，但又穿得非常的优雅，像James Bond，却是一个在四合院里面的James Bond。”007的中国之旅？或许，这会成为好莱坞的下一个灵感。

我指指他手里用作道具的一整套镶金边Cartier扑克牌，调侃道：“一个用金质扑克牌杀人的James Bond？”

“未必。”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力中，“杀手的最高境界是‘埋身’(粤语，意为贴身)，可能藏着一把非常贵的刀，对，就是这样。”

在新戏《证人》里，谢霆锋的角色不是杀手，恰恰相反，他是一名严于律己、追求完美的警察，但却犯下了杀手般的错误——失手误杀了一个无辜的女孩。严重的错误，严苛的性格，交织成这部电影对谢霆锋的最大考验。在漫长的拍摄期里，他必须将自己沉浸在自我折磨与赎罪的心态中，即使是停工休息，也总皱着眉头。

“第一场戏就是骂人，骂得很凶，是你们在银幕上看过最难看的谢霆锋。”他点着了一根万宝路，“我跟导演说，我很久没有试过因为工作而那么不开心。”

身为出生在8月29日的处女座，现实中的谢霆锋亦是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每天临睡前，他会强迫自己反思：今天做了什么，明天又该做些什么？这是他的习惯，一个常常会带来痛苦但却无法改变的习惯。“比如我现在在拍你们的片子，但脑子里还在想我昨天晚上在南京的演出。观众的欢呼声太大，比音乐还大，我和音响配合不到，唱得不够好。我现在还在想，要不要打电话給导演改一下？这就变成給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但这个就是处女座。”

“学佛也没有令你改变吗？”谢霆锋是香港娱乐圈中最著名的佛教徒之一，而佛家讲究的，便是放下执念。

“已经放松很多了。”他顿了顿，又说，“不然像昨天那样，虽然现场有很多领导在，我肯定当场就卡掉。我尝试过的：音乐一不对，不好意思，我重来一次；观众们，你们装没看过我出现，我现在再出来一次。导演傻了：烟火也放了，你怎么可以只唱一半？我说，我宁愿不要烟火，我要自己演出得好，不管环境有多美，那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我其实一直都有坚持这样的个性。比如说，我做那种所谓的危险动作，我也要求自己做，不用替身。但是慢慢地，我有了家庭，我的满身骨头也……”他站起来，把右臂伸直，立刻传出“咔吧”一声脆响，又把右腿提起来，同样是一声脆响，接着是脖子，他向左歪了歪头，我的录音笔里便留下了一连串恐怖的声音。“我每个月，都要看起码三到四次治脊椎的医生，我全身的骨头都坏了。”他用鼻子吸了吸气，重新坐下来，“真是老了！”

“我可以说，你现在学会妥协了吗？”

“那不是妥协，那是要有自知之明，现在已经不是22岁了，我做的事情，要对许多人负责。”

22岁，之所以在谢霆锋的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里程碑般的位置，或许因为，那是他最忠于自我、最无需妥协的岁月。在那一年里，他与王菲(

)的爱情使他成为整个中国大陆上最热门的话题；在那一年里，他因为“顶包案”被警察连夜从张柏芝家中带走、随后度过了长达14天的狱中生活；也是在那一年里，母亲狄波拉为他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老爸曾送‘执生’(粤语，意为自己把握自己的一生)两个字给你，妈咪也赠你两个字——妥协，但不代表要你屈服，你明白什么叫‘妥协’吗？像最近你觉得自己很‘黑仔’(意为运气不好)，故暂时不再驾车，但不代表以后也不驾车，这便是‘妥协’……若你有做到‘执生’加‘妥协’，你这一生便能‘海阔天空’了。”

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狄波拉心里一定明白，“妥协”二字与谢霆锋之间，有一道宽阔得足以装下整个太阳系的鸿沟。谢霆锋信奉的是“坚持”，不计代价、忠于自己的坚持。

16岁签约英皇(当时还叫“飞图唱片”)，迎接他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星光大道，相反，因为父母的威名，他所要面对的质疑远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2002年，谢霆锋在接收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的采访时，曾经谈到这样一个故事。

“出道前两年，我在舞台上唱什么歌，自己完全听不到，不是扩音器和场地的问题，而是嘘声太大了！”台下坐着三万名观众，荧光棒在他们手里，不是加油助威的标志，而是恶意攻击的武器，他们一边大声喊：“小痞子，你回学校去吧！”一边不断地将荧光棒扔向谢霆锋。“我要唱歌，还要注意躲开那些荧光棒。但三万根荧光棒，无论如何也是躲不开的，一会儿左边‘碰’地一下被打到，一会儿右边又是‘碰’地一下。唱完了，还要说声谢谢，再回到后台。”

后台里坐满了艺人，他们是谢霆锋的长辈，或者同门师兄，但除了不发一言地看着他，谁也不知道该对这个16岁的男孩儿说些什么。面对那一室可怕的寂静，妥协，又是否能带来任何帮助？除了坚持，谢霆锋别无选择。

于是，他只有坚持，坚持在嘘声盖过音乐的舞台上大声歌唱，直到欢呼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坚持在片场亲身上阵，即使被钉子扎穿脚底，也是草草包扎就继续拍摄，收工的时候，脱下的鞋子里满是鲜血。

我问谢霆锋，回顾往事，他是否会有经历万千、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叹。他答：“我只觉得幸运，因为谢霆锋经历过香港娱乐圈的黄金年代。”

“我出道的那个年代，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单从音乐说，我们录音是用母带的，一首歌要录三四天，一张专辑要一个月，不像现在的数码式音乐。当然，销量也要好很多，以前一张唱片可以卖几十万张，现在？几万张就要开香槟庆祝了。不是说现在的艺人不好，只是环境变了，他们也要跟着变。”

在香港乐坛，谢霆锋除了做歌手之外，还帮其它艺人监制唱片。他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的艺人只有4个小时，请你帮他(她)录好。”他回答：“好。第一他必须唱得非常好，第二他要对歌曲很熟，第三，把所有的歌词背好。”结果呢？“人进来，完全没有准备好。好吧，先练习一下。练一个小时，又用半个小时休息吃饭，还有两个多小时，我看你怎么录？”

“有没有人曾经激到你摔门而去？”

“有，就挂电话，好，我不录了！”

“后果如何？”[NextPage]

“后果？后果就是找别人录啊？就别找谢霆锋写歌啊？我也不是唯一一个会写歌的人！”

但是谢霆锋自有他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帮莫文蔚写过《看透》之后，一个月内，他接到几十个艺人的电话，要他帮忙写一首那样的歌曲。他的回答像一盆冷水，泼透了那些准备趁热打铁、再炒一把的野心：“你不是她，我也不能为你写出这样的歌曲。音乐是缘分，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身上，一定要从心而发。唱歌，不是念歌词，而是要唱出自己心里的故事。”

不单单是娱乐圈，放眼整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更简单但也更难达到的要求？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追寻到自己心中的故事。更多人，一世都在讲别人的故事。

坚持讲自己的故事的人，通常活得很寂寞，因为他们不会顺应听众的要求，去修改剧情和结局，如果不是碰到灵魂的契合者，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听众。这样的人，现实生活对于他们往往是一出悲剧，他们的存在，总是为后世留下传奇。

但在娱乐圈，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加重要，谁要管后世呢？“现在”的销量，“现在”的票房，才是明星们的立身之本。这是一个需要偶像多过需要灵魂的地方。所以，谢霆锋几乎是个奇迹。尽管他的姿态为他带来了数不清的敌人、压力与斥责，但他毕竟在这个残酷的战场上生存下来了，带着一身的伤痕。

“真正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不逛街，不出门，只待在家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忧郁症。做这行……怎么说呢？好像我昨天晚上演出时，台下有好几万人在欢呼，但是一刹那一过，那种宁静和一分钟之前的轰动，是很大的区别。我的个性，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追求的是安静。”

有没有一种选择，可以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达成一致？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坚持做“真的自己”和一个众人眼中“好的自己”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两条彼此平行的单行线？

“从来没有‘好的自己’！”谢霆锋干脆地否定了我的假设，“关公也有对头人，曹操也有知心友。你能給我说出一个名字是全世界都喜欢的吗？可能有80%的人都喜欢，比如说李小龙，但肯定也会有人说，有什么了不起！”

“你难道不想得到80% 的人的喜欢吗？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非常了不起，但也非常累。”

谢霆锋似乎从来没有祈求过任何人的喜欢，他对那些被艺人们视为“成功法宝”的规则嗤之以鼻。“我第一年当艺人，公司就告诉我，做艺人要重视形象，要每天换新的衣服，新的形象，人家才能对你有幻想力。我说，我一年要演出几千几万场，每场都换新衣服吗？我光是今天就要做6个访问，那就要6衣服啊？你不觉得很浪费，很白痴吗？我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是赞助商送来的，每一件我都穿过100遍，我就是这样。”

偶尔添置新装，他的选择也与别人不同，他喜欢收藏拍电影时的戏服，一来都是度身定造，二来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他有一条牛仔裤，还是拍摄《半支烟》时穿的，已经穿了10年，每一条磨痕都有故事。在为BAZAAR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他看中了编辑为他借来的Burberry Prorsum的长裤，连声问可不可以当场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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