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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剧变会削弱员工的安全感，尤其是在裁员不是一次性的时候。马丁表示：“就连那些逃过第一劫的员工，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是否安全感到不确定。他们担心的是‘这就完了？’”
《金融城的弗洛伊德》（Freud in the City）一书的作者、瑞银（UBS）投资银行部门前副董事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曾孙大卫"弗洛伊德（David Freud）表示，工作场所权力网络的任何变动都可能令人非常不安。“在繁荣时期掌权的人不是那些在衰退时控制局面的人。突然之间，掌权者变了，你所有的网络都变得不确定起来。”
“你不得不向不同的人解释你决策的合理性。这是一场彻底的转变，你感到无法控制。在上升时期的宇宙主宰如今变得极度敏感，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基础都已丧失。”
这可能还意味着，员工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量。Capio Nightingale Hospitals医疗主任、上瘾症主治精神医师威廉-沙纳安（William Shanahan）并不认为，我们被“信贷紧缩抑郁流行病”控制了，但他表示，他的许多客户工作更加努力；一些人“拚尽全力”，这可能造成“皮疹甚至短暂瘫痪”等身心反应。
他表示，科技夸大了更努力工作的潜力：“黑莓（BlackBerry）和手机意味着，人们没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他们甚至在假日都不能放松，这可能影响到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马丁称，一些保住工作的人存在“幸存者负疚感”。尽管她没有将这类问题与重大灾难幸存者所受到的创伤划上等号，但她表示，它会对人们造成影响，“让人们对自我价值产生质疑，问自己为何获准留下来，而其他人要则要离开”。
它可能还会带来被排斥的感觉。“在大公司，留下来的员工和即将离开的员工之间存在一堵墙，”她表示。“幸存者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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