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簿公堂、公开病情及面对媒体，勇气是一步步获得的

　　“一个没有药吃的抑郁症患者，动不动就大哭大叫，有什么好看的？”1981年出生的袁毅鹏一开始拒绝了《新世纪周刊》当面访问的请求。
 
 
 

　　但这位对IBM提起劳动仲裁、中国首起“反抑郁症歧视案”的申诉人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用他的话来说，如果能使抑郁症患者受到更大的关注，暴露自己又有什么可怕。

　　工作，成为他唯一的爱好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袁毅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IBM，也许只会牵涉到面试经验、工作感受之类；所吸引的读者，应该也只是和他当初一样的、对这个全球著名电脑生产商充满了期待的年轻人。

　　2006年6月，刚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的袁毅鹏顺利与IBM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五年的劳动合同，担任R&D Engineer（研发工程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对于当时的袁毅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夸张或空乏的描述：在不需要员工加班的IBM，他每天回家之后，仍通过公司内部网账号继续工作。当时的袁毅鹏显然为自己身为一个IBM人而骄傲，在这个优秀的团队中，在这群杰出的同事中，在这个他感兴趣的领域中，袁毅鹏自动地选择通过工作来实现意义、创造价值，并且不断印证自己的荣誉感。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袁毅鹏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没有买过一期科幻杂志，没有玩过一个大型游戏——学生时期的爱好俱往矣，现在，他的爱好是工作。

　　在陌生的上海，他不爱出门，下班后蜗居在租来的小房子里，打开电脑，连上网，联系同事，继续工作。在家的时候是受宠的独子，所以新环境下，他以“追求独立”的名义，不告知家里地址，也不常打电话。两个关系尚可的大学同学同在这个城市，这一年他没有和他们联系过一次。

　　当一个人将他的生活架空成只剩工作这条主线的时候，问题正在那些被漠视的角落里生长。

　　2007年3月，袁毅鹏出现头晕、困乏的迹象，开始他掉以轻心，以为是休息不够，但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即便头天睡满8、9个小时，起床后仍觉得像一夜失眠。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鉴定，他患了双向性情感障碍 。

　　当时的袁毅鹏仍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问题只是他没有处理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只要自己调整，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后，长期的头闷状态解除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痊愈。到了6月的时候，抑郁状态重新侵扰了他。按照他的说法，痛苦之下，他将罹患抑郁症的情况告诉了他一向尊崇的某位经理。

　　经理为他找了心理咨询师，并安排多位同事与他聊天，想通过正常的人际交往使他走出抑郁的阴影。但就袁毅鹏的感觉，这种善意的关怀与帮助，反而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频繁的谈话令他不胜其扰，并且使他无法以一种持续、专注的状态完成每日的工作，而工作，到现在都是袁毅鹏最在乎的事情。6月19日，袁毅鹏的积郁一触即发，当天与某位香港经理发生争执以后，他将辞呈发到了直属经理的信箱。

　　按照袁毅鹏的说法，6月22日，与直属经理面谈之后，双方都同意了袁毅鹏收回辞职报告、继续工作。而在后来与心理咨询师的谈话中，袁毅鹏也逐渐意识到当时愤而辞职的他，其实是缺少认知力、判断力的。26日，公司上层告知他辞职报告无效，但让他停职，以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工作，成为他唯一的要求

　　2007年8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袁毅鹏开出了“建议边工作、边治疗”的鉴定，认为他可以重回工作岗位。在集体环境中工作、生活，与周围的人保持正常交往，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在稳定病情、重拾信心方面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袁毅鹏兴冲冲地给直属经理发了请求回岗工作的邮件。但一周以后，他盼来的回音是：要他自动离职。

　　在袁毅鹏的表述中，他与直属经理的关系一向不睦，这样的结果虽然出人意表，但他也表示可以理解。在向该经理多次争取失败后，他选择向公司上层反映。但他没想到的是，让他辞职，仿佛已成为整个公司的共识。突然间，世界化成一堵摇撼不动、呼喊不灵的巨墙，挡住了他的所有去路。但对于袁毅鹏来说，这时候他最恐慌的还不是失去工作，而是害怕自己面对这样的打击，精神重新受到伤害，使几个月来的治疗效果付诸东流。为了缓解这样的焦虑，他特地买了一只小狗，想通过它的陪伴来克服自己无以名状的孤独的恐惧。

　　但这种安慰没法持续很长时间，袁毅鹏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双方一直僵持下去，他就算精神上耗得起，经济上呢？12月1日，袁毅鹏发现自己仅收到1700元的上月工资。《劳动法》规定，工龄两年以下者，病假期间应发原工资的60%，这1700元，无论如何都对应不上袁毅鹏原来9000多元的工资。这时候袁毅鹏向公司交涉的重点，换成了被扣工资的多少，并要求公司考虑一下他房租到期、药费昂贵的苦衷。但据他所说，这些邮件亦同以往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迫不得已，问家里要了1万块钱，换了个房租低廉的地方居住。

　　这件事使袁毅鹏受到很大伤害，他将此归结成自己之后精神每况愈下的原因。回忆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无法控制情绪的小伙子失声痛哭：随着公司不断要求他同意签署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他感觉精神濒临崩溃。2008年1月11日，又一次拒绝了签字的袁毅鹏，走出公司大门之后，立即吞下了40颗氯硝安定。被路人发现后报警送往医院。抢救过来后，公司将其转入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随后通知袁毅鹏远在武汉的家人。袁毅鹏的母亲赶来上海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捆绳子，打算把这丢人现眼的儿子绑回家去。但看到封闭式病房里儿子崩溃的情形，这位年近六旬的母亲却只有一个念头：打官司去。

　　但即使这个时候，袁毅鹏都没想过要诉诸法律，他仍顽固地要回公司工作，但公司的态度是拒绝。2008年2月20日，自称“丧失了所有自信与尊严”的袁在武汉家中再次服药自杀，但常年服用镇定药物的他，已经对此产生抗体。这次自杀后的第7天，他收到了IBM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协议书，理由是他“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扰乱公司秩序，且屡教不改。”

　　到了这步，袁毅鹏决定打官司。

　　反歧视，刚起步

　　陈庆广律师一接到袁毅鹏的案子就表示：“这不是很典型的反歧视案吗？简单。”袁毅鹏及袁妈妈不敢相信：这么强大的对手，他们早就有了打一场恶仗苦仗的准备。

　　陈律师的笃定是有原因的。在国外，反歧视案是常见案例，歧视的定义都讨论出了好几本论著，曾在英国留学的他一下就为案子定了性。而他同样可以确信不疑的是，IBM这样的跨国企业，最怕跟“歧视”这样的字眼惹上干系。有了这样的底气，3月7日，袁毅鹏向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IBM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补发工资及补偿精神损失。

　　对袁毅鹏来说，反歧视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为他找到了状告IBM的新的意义解释。他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在中国，虽然用人单位以抑郁症为由辞退员工的事件不乏先例，但这一方面的劳动诉讼仍是一片空白。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多数抑郁症患者情绪低落、沮丧，失去一切的兴趣与希望，并不能以积极的态度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患者通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愿将病情公之于众。袁毅鹏自言自己就经过了一段不言不食、每天躺在床上等死的时间。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很大地鼓舞了袁毅鹏的是，反乙肝歧视 、反相貌歧视的这一类案例，最后都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益仁平中心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事务负责人于方强认为，歧视并不单指那些直接的伤害行为，更可能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简而言之，歧视就是有区别的对待。体现在就业领域，即是用人单位任用员工，不是考察其是否具备岗位所需的能力，而更牵涉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IBM因为袁毅鹏的抑郁症而不愿履行劳动合同，那就是典型的歧视。

　　5月30日，劳动仲裁正式开庭。IBM方面坚持的是，IBM与袁毅鹏的劳动合同，依照规定，在袁毅鹏递交辞职报告30天后已自动解除。而之后IBM以病假形式为其发放工资、报销医药费，均是公司对他的不幸表示人道主义关怀，并不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责任。

　　2008年6月18日，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袁毅鹏与IBM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IBM应补发袁自2008年2月起的工资共计57332元。IBM在事后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因为事件尚在司法程序中，不便评论。这起反歧视案件，虽然以被歧视方的获胜而告终，但在袁毅鹏看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反歧视？刚起步呢！”

　　对他来说，这条路如果要继续走下去，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仍然无法控制情绪的年轻人，如今一直在通过网上关注某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为他们的处境而痛苦，也为自己的痛苦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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