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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林永和认为，这些教师工作不稳定，素质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经费上来说，缺口很大。
“按照规定，一个学生应该下拨10元以上的心理咨询费用，但很少有高校能到位，而危机预防的整个体系，在很多高校也没有健全，潜在的危险更大。”
让费立鹏不满意的是，不少大学让教品德课的老师去当心理咨询教师，“他们的服务太不专业”。他建议，高校心理咨询室应该有明确有效的评估措施，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当本校咨询教师不能解决某个问题时，要及时往上一级医院转。“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要改变服务态度和处理方式，太迟和太麻烦的方式都容易失效”。
据了解，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在推行一项全北京学校的心理计划，旨在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面临挫折时的调整技巧。整个计划推行下来要3年~5年，并得保证所有学生都参加。费立鹏担心，如果是自愿参与，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会选择躲避。
费立鹏表示，这个项目需要650万元经费，可是上级部门没有批准。他介绍，在国外的学校，校长们会亲自来推行这类计划，而在中国的学校，心理咨询师们甚至没有权力去说服校长去做这些事情。
媒体的责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愿意将大学生坠楼事件称为大学生危机事件，而不称之为自杀。“自杀需要公安机关或医疗卫生部门确认自杀，而且这类事件要有明显的迹象来推断，如留有遗书、做过善后安排等，但很多时候不能确定”。
他表示，出于保护逝者、维持校园正常秩序、避免因报道过多引发效仿等不良后果，媒体报道时应淡化细节，尤其是在报道诱因时，不能想当然，“现在直接引发的原因可能是学习压力、就业压力、身体健康因素、贫困、交往压力等，但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往往综合了多因素的影响，才导致危机行为的产生”。
费立鹏也认为，最近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会迅速在网络上出现，信息的扩散不但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利于局势的控制。“过度渲染自杀，或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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