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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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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 你抑郁吗？
| 企业家 你抑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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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并不一定能根治你的心理问题，但至少能保证你比现在幸福一点
提前退休后，李文和新女友建了一个治疗心理疾病的诊所Moonview Sanctuary（月光圣堂），专为高级经理人和影视明星（尤其是受审名人）摆脱压力。 假如说企业家群体是承受心理压力最大的人群之一，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还没能接受“心理治疗”这个概念。面对痛苦，牛根生说：“不说话是最好的，特别是冬天刚过去，要注意养生。”而刘永好觉得心里最难受的时候是“事太多的时候”，每到这时，他总是关掉手机去爬山。当精神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张醒生会开车到无人的旷野猛喊，但他还是不能轻易接受心理治疗，“很怕咨询师会乱讲话，这个行业也还不够规范。” 对于企业家普遍具有的“讳疾忌医”的想法，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范肖冬非常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崔永元一样，愿意公开宣布自己的抑郁症。“这些生意场上的强者，一般都非熬到走投无路了才肯看心理医生，他们的痛苦和谁都没法说……” 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高端客户群的特殊需要，由北大六院牵头，一批国内心理治疗与咨询专家在私人诊所办起了一个特殊的临床中心。负责人之一丛中教授认为，他们的服务对象就定位在当年“大哥大”卖5万元一部的时候，手持“大哥大”站在马路上“喂喂”的那些人，因为十年过去了，“最早发家的那些人中不少人的心理健康令人担忧”。 在这个特殊的心理治疗中心，病人被中性地称呼为“客人”或“来访者”，医生也都不穿白大褂。治疗时间全部预约制，椅子高度也都是特制的，患者和医生一般高，平视交流。甚至这里看病并不采取实名制，病历不做详细记录，来访者不用陷入医院嘈杂的环境中，更不用担心遇到熟人。当然了，价钱是每五十分钟收取500元到1200元，几乎和美国心理咨询的价钱相当了。 企业家的焦虑有时会放大成企业的整体心理病。2007年初，任正非写给华为患忧郁症焦虑症的员工的一封信引起很大反响（见附文），任正非也承认自己曾是忧郁症患者。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说，“华为的企业文化很可能需要调整和重建，一个从上而下普遍抑郁焦虑的集体必然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过分强调‘危机’、‘冬天’这样的概念，让整个团队始终感觉有狼群在背后追赶，不安全感会一直传递在他们的生活中。” 在方法上，抑郁症并不容易单单通过任正非所说的“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解决。国外很多大企业有作为福利的“员工援助计划”（EAP），但中国企业存在很大差距，像联想这样出资为员工提供心理帮助的太少了，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的张西超说。 当然，所有这些方法，如同心理医生所说，“并不一定能保证根治你的心理问题，但能保证你比现在幸福一点，少痛苦一点。”毕竟，一个人的心灵是依靠自己支持的，心理治疗不过是一时助力的拐杖。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易春丽老师说，“心理医生就是那个能从患者手里的一把烂牌里看出好牌来的人，他们用这少数好牌帮助你，最终赢得人生的牌局。” 在李文的治疗诊所，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治疗专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针灸医生、脊椎按摩师、催眠术专家、芳香疗法专家和临床医学家。李文又重新感受到了孩提时代当犹太教士时体会到的那种灵性。也许他原本入错了行。 “我不怕别人知道我得过抑郁症” 做慢一点，一个人就开心了 至少，林镇才是我们接触到的惟一一个承认自己病情的企业家。 “2004年是我最焦虑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对于生意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意料到的困境。” 当时，林镇才是广州采诗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自由人”，市场和营销上的事情都放手交给总经理。但是到了2004年，林镇才渐渐有“失控”的感觉。 出于占领市场的考虑，这一年，采诗跟着大卖场在全国迅速扩张，“家乐福屈臣氏沃尔玛开多少家，我们就有多少销售点，加上我们自己的代理商，覆盖率非常大。”迅速扩张带来了公司难以消化的管理问题和成本压力。“什么都要收钱，买位子要收钱，货架要收钱，做陈列要收钱，摆堆头还要收钱。就连进一个促销小姐都要收两三千的人员费，而且还有很多超市拖账。”林镇才说，“那时候采诗把钱都花在这一块了。整个资金链还没断，但这是在烧钱。” 到了8月，问题越来越明显。夏季本来是化妆品销售的旺季，但是这一次却并没有帮助采诗缓和困境。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采诗当时赔了6000万。林镇才对此不置可否，但是他承认，自己当时可以承受的压力到了一个极限。 “失眠。连续一个多月失眠。怕影响家人，就自己找个床躺着，可是望着天花板还是一夜一夜地睡不着。睡不着不是最可怕的，睡不着却还是精神，这才最麻烦。” 虽然失眠，林镇才还是正常上班，透支着自己的能量。他常常一夜没合眼，早上九点半照样睁着眼睛坐在办公室里，他脑海里反复转悠：“这样下去麻烦大了，还能挺多久？”同时，他感觉自己身体免疫力下降，感冒咳嗽连续两个月不见好，身体处于疲劳的极点。 “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了，很不舒服，心脏没力，感觉人好像有点问题了。当时人家找我签名我都不签，赶紧下楼开车走了。我感觉自己当时如果继续下去就会累死——人累死只需要那么一点点时间。” 3年过去了，林镇才坐在我面前。他说话的时候喜欢不停地端起杯子喝水，喜欢低着头说话不看对方的脸。他的办公室在广州东山商业区一栋大楼的26层，从落地窗望出去是一片晦涩的风景，火柴盒一样的老民居和火柴一样的写字楼挨在一起，把天空挤得只剩下薄薄一片。张国荣纵身一跃的高度比这个还要低两层。“他太要面子了。”林镇才说，“这个病，外人看不出来才是最严重的。” 3年来，林镇才不怕跟所有朋友说一句“哎，我得过抑郁症。” “一开始没人信，说你这么乐观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林镇才说，“情绪问题最怕不去面对，一定要出大事的。最重要的是，不能疑神疑鬼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个门一定要打开。我什么样的人都见、都聊，他们也许不明白我有什么问题，但是通过聊天我可以宣泄压力。” 林镇才去找过医生——不是心理医生，他并不信任心理医生，也不认为自己的状况到了“那么危险的地步”。内科医生给他做脑电图，说他兴奋过度，给他开了安眠类药物，让他自己调整状态。他也去过庙，学过书法、画画……天性乐观，他说自己半年就好了。 重压之下，林镇才不是没有想过退出战场。采诗没有银行贷款，全身而退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19岁出来闯广州，从摆地摊开始，算白手起家。二十几年我没有干过别的，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如果我不干了，企业里这么多亲戚怎么安置？我的供应商、我的代理商、我这么多年生意上交的朋友就都没有了。到了那时候，我会真正地孤独。” 林镇才深信，有过情绪问题的企业家不止他一个。“做企业的人一定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对自己和未来都抱有极大信心，他们相信遇到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自己手上解决。”这种极其自信的创业性格和现实压力之间的冲突，也许就是企业家常常遭遇内心冲突的原因。 今天的林镇才，名片上印的头衔是总经理不是董事长。2005年底，他收回了企业的经营权并且发誓不再做董事长。“以前我想尝尝当董事长什么滋味，结果发现实在不好做。”他说，“你不管不行，因为你要做战略，但是细节的东西你不了解，做的战略都是虚的；管得多了，人家会怀疑你是不是不信任她，又会产生很多矛盾。所以，董事长比总经理难做多了，两面不是人。” 除此之外，今天的林镇才和3年前最大的不一样是心态。 “中国人的心态常常就是好大喜功。政府也好、官员也好、朋友也好，一见面就问你今年要做多少个亿，没有去研究赚多少利润，品牌是提升还是下降，市场占有率是多少。等到一下子拉到顶峰，靠什么？肯定是靠价格战，恶性竞争。现在回头来看，做企业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毕竟我们做品牌和国美做渠道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收钱扩张，我们是付钱扩张。扩张太快，对于整个市场的状况你是摸不到的。” “宁可慢慢来，不要急。做慢一点，一个人就开心了。”最后他说。此时此刻此地，他相信自己不再是个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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